(二)“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
研究“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首先要探讨“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动机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问题。
1.“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已有一些文献对其进行了论述,并有学者主要从东道国因素、母国因素和第三国因素这三个方面对该类文献进行了分类。
东道国因素是对外投资理论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许陈生和陈荣关注东道国领导人风格对于“一带一路”投资的影响,从非线性关系方面探讨了权威型领导人和民主型领导人之间的差异。①程中海和南楠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分析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特别是分析了对外投资的效率以及潜力,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中国对其投资的潜力越大,体现了中国投资的“制度背离”现象。②田原和李建军从资源和制度视角入手,采用面板模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具有“资源寻求”动机;中国投资更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表现出“制度风险偏好”特征;可是同时分析这两个视角,又发现中国投资并非真正偏好制度风险。③胡必亮和张坤领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关系,他们以12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尚不显著,当按照制度质量划分东道国类别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促进了低制度质量国家对于FDI的吸引力。④赵明亮分析了国际投资风险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的影响。他通过对引力理论模型进行拓展,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借助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水平不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经济自由度会显著促进对外投资。文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①张友棠和杨柳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税收数据为样本,编制了国家税收竞争力综合指数,测度研究对象国的税收竞争力水平,通过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