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在很多方面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比如天台、华严、禅宗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心性问题和理事问题。在心性问题上，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这是说众生之心本来是清净的，但在俗世中不断染上尘埃，需要“时时勤拂拭”，成佛道路异常艰难，因为从清净到觉悟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中国佛学却主张“心性本觉”，这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所以可以“顿悟”成佛。心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佛家“心性”论与儒家的“性善”论之间，很容易沟通。在理事关系上，华严宗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实与魏晋玄学中王弼讲的“无因于有”、“有本于无”的“体用如一”思想有某种关系。这说明，佛教思想中那些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内容，容易被吸收、弘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宣扬出世和个人“解脱”的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化改造后，具有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的性格。
佛教在隋唐盛极一时，民间甚至出现了佛经多于“六经”数倍的情形，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用印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审查中国的社会制度、伦理准则，所以佛教观念并未能触动唐代封建社会的层序结构。但是，从唐代李翱援佛入儒到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成套观点和思想体系，杂糅了很多佛教思想的成分。与此相同，道教中以王玄览、司马承桢、吴筠为代表，在理论上向老、庄归复，与佛教融合，成为主张清静养性的一支，并从中唐以后，逐步滋生壮大起来。唐代儒、佛、道三教从争斗到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直至使自己发生局部质变的过程，勾勒出唐代吸收、改造、融合外来宗教文化的一幅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