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乐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地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意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么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词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拣西拾的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拼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直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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